第1354章 永和为官，难於上青天（1 / 2）

章陵的秋风尚未散尽，紫禁城的素白已渐渐被日常的玄朱之色取代。

新帝朱常澍在完成大行皇帝奉安大典后，正式还宫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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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上下，经历了一场浩大的国丧与新君登基的震动后，许多人暗自吁了一口气，以为新朝肇始，总该有几年「君臣相得」的缓和期。

然而，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错得离谱。

他们似乎忘了，御座上这位五旬的天子，并非初出茅庐的年轻储君。

他是做了四十多年太子丶在烈祖章皇帝晚年更实际协理政务多年的「副君」。

一场大病磨去了他部分外显的锋芒，却未曾消蚀他浸淫帝国最高权力核心数十载所积累的威望丶城府与决断力。

更鲜有人忆起，早年的太子朱常澍，在父亲尚值壮年丶自己地位稳固时，也曾多次展现出敏锐的政治眼光与果敢的处事手腕，其刚毅果决处，颇有乃父之风，只是后来因健康之故，锋芒稍敛。

如今，龙椅已正，大权在握，父皇临终「勿负朕望」的嘱托言犹在耳，那沉潜数年的雷霆心性，便如同蛰伏已久的火山，轰然喷发。

永和元年，第一道震动朝野的诏书便与「宽仁」背道而驰。

皇帝下旨，命礼部丶都察院重新刊印洪武朝的大诰，颁发至各州县衙门及官学，令官吏丶生员乃至里甲耆老「时常诵读，警醒于心」。

这还不够，他更谕令刑部丶大理寺，日后审理官员贪渎丶害民重案，须「参酌《大诰》严刑峻法之意」。

「除恶务尽，以儆效尤」。

《大诰》的重现，像一柄寒光凛冽的旧剑，悬在了所有官员的头顶，其象徵意义令人不寒而栗。

新帝的吏治之剑，恐怕比先帝晚年更加锋锐无情。

果然，接下来的事实印证了所有人的不安。

烈祖章皇帝晚年整肃，虽然严厉，但处置上仍有流放丶革职丶抄家等多种选择，尤其对于非首恶丶牵连不深者，往往留有馀地。

但永和朝对此类案件的判决，骤然严苛。

杨涟领导下的刑部丶都察院，秉承上意，雷厉风行。

凡查实贪墨官帑丶勒索百姓致人死伤丶或玩忽职守酿成大祸者，判决几乎清一色地指向最严厉的刑罚。

斩立决丶绞立决。

昔日常见的「流放三千里」丶「戍边」等判决大幅减少。

永和二年初，浙江一名知府因侵占修河款导致堤坝小溃丶淹毙十馀户，被迅速处斩……

同年秋，一名山西的兵备道佥事克扣军饷丶亦被明正典刑。

………………

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血淋淋的人头落地，让整个官场为之股栗。

人们惊恐地意识到，新帝的「永和」，绝非一团和气，其下蕴含的，是比先帝更甚的丶近乎酷烈的肃杀之气。

与此同时，早已推行多年的张居正「考成法」被重新拿起，且条款被大幅增补丶细化。

新的考成条例不仅考核钱粮丶刑名丶教化等传统项目，更将民情舆情丶工程实效（丶辖区治安发案率丶甚至官员自身及家属的德行操守等都纳入考核范围。

考核周期缩短，标准提高，评定分为「上上丶上中丶上下丶中丶下」五等，连续两年考为「下」等，或任内出现重大过失者，立予革职，毫不容情。

一时之间，大明官员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考评焦虑」。

许多靠着熬资历丶通关节丶做表面文章混日子的庸官冗吏，骤然发现官途艰难。

即便是有才干的官员，也倍感压力，必须事必躬亲丶精打细算丶如履薄冰，才能勉强应对那密密麻麻的考成条目。

朝野私下流传着「永和为官，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确实，在这个时代，仅凭科举出身丶熟读经史已远远不够，必须具备实际的行政能力丶应变智慧甚至一定程度的「民本」意识，才能胜任一方父母官。

知府丶县令不再是清贵的「牧民」之职，而是实实在在丶千斤重担的「考成」之位。

不断有官员因考核不及格或因小过被严惩而丢官去职，甚至身陷囹圄。

官场流动骤然加快，有人哀叹，有人恐慌，但也悄然逼出了一股务实丶兢业的新风气。

然而，就在这雷厉风行丶近乎严酷的吏治风暴中，新帝朱常澍却又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另一面。